一个艺术家在面对自然的时候，往往会有一股从内心深处泛起的不安困扰着他，因为他已经受过的艺术教育告诉他，自己眼前的大自然并非真实的、唯一的自然；而当他在自己的书斋中默然独处的时候，一种更深沉的焦虑常常会使他感到无所适从，因为他体味到的大自然的真韵与他自己所尊奉的艺术传统常常显得扞格难通。艺术与自然在艺术家内心碰撞，其巨大矛盾所产生的张力，或许就是艺术家能够进行源源不断的艺术创造的动力来源。如果我们将现代中国绘画的发展看作是一个运动的艺术思潮流衍变化过程的表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画家们所承受的，除了与其西方同行一样，有来自自然与艺术两个方面的压力之外，还有一种更大的、更严重的来自文化变异方面的压力。

　　我们知道，自清帝逊位以来的数十年间，中国人所经历的巨大变化，从本质上说起来超过了以往数千年，不管过程如何曲折，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总算是在慢慢地进行。中国画家在这个变化着的时代中，早已不能沉醉于传统中，或多或少，几乎每个人都在探讨新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西方文化对于现代中国的冲击，不光改变了中国人的衣食住行乃至家庭、政府，在中国文化的核心——艺术精神领域内，也引起了巨大的波动。这种波动的结果，是促使中国画家们对坚信了一千余年之久的文画理论发生了怀疑，并且从文人们将绘画作为一种纯粹精神活动而引入到个人内心的闭锁状态中，重新把绘画拉回到与现实世界相参照的创作态度中来“中国的文人画家对于现实世界通常采取非常主观的态度，因此，作为一种理性的绘画，文人画往往大幅度地修改大自然来适应自己的哲学思想。当然，这显然是艺术创造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如果不加以适度的控制，或者竟以此来代替其他必不可少的原则，则又将流入于空洞与僵化，成为一些毫无生命的故作姿态，这正是晚期文人画家的最大征结所在。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画家对这一点感触颇深，因此，应当重新回到大自然就成为了现代中国画家们无人能否认的一种艺术创造原则”但这不过仅仅是原则而已，真正能够走到大自然之中，不带成见，以“入山采矿”的精神去发掘大自然的真谛，以真诚之心去创造而不屑于“翻烂铜铸钱”的中国画家，可惜还为数不多。

　　周裕国君正是这些为数不多的画家之一。周君学画多年，对于现代中国画家的诸多困惑，可以说是感慨良深，如同大多数好学深思的现代中国中青年画家一样，他也以面向大自然写生的办法来加深自己对于艺术的理解，但是，如他那样去领悟大自然真谛的画家，恐怕是相当少的。虽然“写生”在当代中国画家中是一个常常提到的名词，然而，带着自己先入为主的成见，实用主义地去大自然中为自己的理论找证据的作法却普遍存在，因此，尽管自然界的无穷无尽的美等待画家去发现，但“任你弱水三千，我只一瓢饮”，浅尝辄止，或有选择地染染指而已，却是许多人的通病。周裕国君则不然。以他近年常画的川西高原风景为例，我们就可以看出“写生”在周君那里是一个凝重、严肃得几乎神圣的事业。四川西部山区是地理学上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交接地带，地形地貌异常复杂多变，近代以前的中国画家根本没有涉足这一地区，因此在绘画的表现手法上基本没有成规可作借镜，而作为一个山水画家所必须处理的小地貌特征，也就基本上以一种原初的状态出现在画家的面前，这无疑是一个挑战：画家是真正地“师造化”（尽管这口号式的陈词滥调在不少人那里早已被唱得走了调），还是缩回到法力无边的程式画法中去？须知“造化”可不是为你而造就的，它有它的法则，它的自在，它的尊严与酷烈，并非是任何人都能受用的。周君如朝圣者一般走入大自然之中，与风雪、险阻、野兽、饥渴、山林、岩石、天空、白云乃至神秘与苦难、生命与死亡相周旋，而他的艺术灵魂也在这浑浑茫茫、如痴如醉的追求中得到升华，若有神灵暗佑。我曾多次在川西高原往来，因此一看到周君表现这一地区题材的作品，就知道他是真诚地全身心地投入到对那些高山大壑深谷密林、旷野蓝天的关注中去了，或许他的灵魂至今尚有一部分仍留在那茫茫荒野之中吧。“师造化”是自古以来中国画家常常祭起的一面鲜亮旗帜，但这一面旗帜之下，早已是“孤城落日斗兵稀”，周君可能是为数不多尚能独持己见、一意孤行的真正“写生”者。